考古人員在云南省江川縣甘棠箐遺址發掘出土了35件保存完好的、年代約為距今30萬年的木器，通過痕跡分析、殘留物分析和實驗模擬等發現，其中19件標本保留明顯的因削枝修型和削尖加工使用而留下的削刮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因使用而產生的磨光條痕和斷裂破損跡象。這些痕跡出現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確鑿的人類加工與使用的證據。由于多數木器的尖端保留土壤殘留物，從其上提取到一些植物的淀粉粒，證明這些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莖。

2025年7月4日凌晨（北京時間），甘棠箐遺址研究團隊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Science在線發表題為《中國西南甘棠箐遺址30萬年前的木器》（300,000-year-old wooden tools from Gantangqing, southwest China）的研究論文，向國際學術界公布了一項具有重大突破意義的考古發現和多學科研究成果。

甘棠箐遺址位于云南省江川縣，坐落于撫仙湖南約5公里的一處自南向北流淌的小溪西側的坡地上，海拔高度1836 米。該遺址發現于1984年，1989年做過首次考古發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及木質材料。2014-2015 和2018–2019兩個野外考古季，對該遺址再次發掘，揭露面積64 m2，挖掘深度3.5-7 米，出土豐富的石制品、動物化石、木質材料、植物種子和用火遺跡。本次發表的材料全部來自這兩次的考古發掘。

測年是考古學的基礎性工作。研究團隊采用了多種測年手段，包括古生物地層學、古地磁學、光釋光、電子自旋共振（ESR）方法等。遺址出土的動物化石顯示該動物群具有古老性，很多種類不屬于現代動物，表明經常用于考古測年的碳十四方法不適合對該遺址的年齡測定。但動物化石組合只能給出大致的年代范圍，無法得出具體的年代數據?？脊抨犠隽讼到y的古地磁樣品提取與分析，得到的磁性地層皆為正向，結合動物群化石證據，確定與人類活動相關的地層形成于布容正極性時期，不老于78萬年，但該方法無法進一步縮小年代窗口。

近些年強勢發展的光釋光技術成為該遺址最重要的測年方法。團隊針對不同層位采集了23個沉積物樣品進行釋光測年。由于沉積物中的石英光釋光信號已經飽和，不能給出有效年代，于是提取了鉀長石礦物，并對超過一萬顆鉀長石進行了單顆粒紅外激發光釋光測試，并采用最新的全球增長曲線 技術對單顆粒自然信號 進行統計分析，獲得遺址的形成年代范圍為距今20至35萬年的結論。此外，對文化層中的一顆哺乳動物牙齒進行ESR/ U系測年，獲得的年齡為約28.8萬年，與鉀長石的光釋光測年結果一致。 結合地層關系，通過貝葉斯分析為遺址建立了可靠的年齡框架。年代模型顯示，含石器與木器的地層年代跨度為36～30 萬年至29～25萬年之間，處在深海氧同位素的第9和第8階段。

數十件木器是一項世界級的重大考古發現。其中19件標本保留明顯的因削枝修型和削尖加工使用而留下的削刮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因使用而產生的磨光條痕和斷裂破損跡象。這些痕跡出現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確鑿的人類加工與使用的證據。甘棠箐木器是目前東亞最早者，不僅填補了國內舊石器時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時對探討木器的起源、加工技術、功能、演化發展過程具有重大意義。

研究人員開展了針對性的模擬實驗。共有9件木器被加工出16個與出土木器近似的可供使用的尖端，加工木器的工具是與遺址出土石器相似的以燧石為原料打制的石片和砍砸器。其中十個尖端被用來做掘土和挖掘植物根莖的實驗。該實驗成功模擬復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用來挖掘植物根莖的過程，而且木器上的加工與使用痕跡和出土標本很相似，輔證遺址出土的木器是人類制作和使用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工具。

舊石器時代的木器在非洲、歐洲和西亞已經有所發現，但甘棠箐的木器與英國克拉克頓（Clacton）、德國舍寧根（Sch?ningen）、贊比亞卡蘭博瀑布（Kalambo Falls）等遺址的木制品殘件不同，保存更完整，功能更明確。甘棠箐的木質工具種類更豐富，尤以小型單手持握的木器為主，反映了生活在此地的古人群在木材選擇、功能性刃部預制方面具有前瞻性和計劃性，能根據不同的功能需求制作不同形態的工具。

除了木器，遺址還出土了數量豐富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狀器，原料主要為小型燧石團塊。刮削器是石器的大宗，個體都很小，加工痕跡局限在刃口部位，疤痕非常細小而連續。為何該遺址的石器如此細??？原料調查和技術分析解開了這個謎團。該地區缺乏石器原料，在5公里的范圍內無法獲得石料以制作石器，只能在遠處尋找原料，只能把已經加工成形并且便攜的小型石器帶入遺址并進行使用。木器在該遺址的出現，應該是古人類因石料資源匱乏而用木質工具取代石器功能的選擇策略的結果。

甘棠箐的古人群生活在溫暖潮濕的熱帶、亞熱帶環境下，周圍水草豐沛，林木茂盛，動物種類繁多，是一塊理想的古人類棲居地。該遺址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木質材料和植物種子。前者包括加工成特定形態的木器、樹木枝杈、木屑炭塊等，后者包括多種喬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的種子，還有孢粉類微體植物化石。如此大量的植物遺存被完好保存下來，這在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十分罕見，因為植物材料很容易腐爛降解，不易形成化石變成考古標本，論證其年代的古老性和埋藏條件及古人類生存的環境背景成為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

大型植物化石表明當地處在溫暖、濕潤的亞熱帶常綠闊葉林植被環境；孢粉數據揭示40個植物科屬，含多個水生植物種類，指示溫暖濕潤的亞熱帶氣候；莎草科、禾本科、澤瀉科及蕨類等濕生植物占據優勢，表明當時甘棠箐周邊為湖沼環境。遺址出土的大型哺乳動物以鹿類為主，有些層位出現劍齒象、巨貘、犀牛等華南更新世常見種，印證熱帶-亞熱帶環境。遺址還出土了豐富的小型哺乳動物及龜類、鳥類（含多種鴨、雉、猛禽），反映了草地—灌叢—森林復合生態系統。

民以食為天。 甘棠箐遺址首次揭示了古人類盤中餐中廣譜型的植物食材，包括松子、榛子、獼猴桃、多種懸鉤子漿果及葡萄、飛龍掌血屬等植物的果實。此外，草本植物（莧科、商陸科、葫蘆科）及蕨類葉片亦具有食用價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莎草科、禾本科、澤瀉科等水生植物除了葉片、種子可以被采摘食用，其地下球莖與根莖可用木質工具從湖岸淺水泥層中掘取享用。甘棠箐遺址首次提供了古人類運用木質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莖等食物資源的可靠證據，揭示了生活在熱帶、亞熱帶環境下的東南亞古人群獨特的資源利用策略和適應生存方式。

通過攜帶特制木質挖掘棒有計劃地前往湖濱地區，針對性地采集地下塊莖類植物。這種行為模式表明中更新世東亞古人群已具備對可用資源的認知和前瞻、計劃性，能預判不同季節可食植物的分布，能精準掌握各類植物的可食部位，能為預期任務專門制作適用的工具。該證據鏈不僅證實植物地下貯藏器官在早期人類食譜中的重要性，更揭示了亞熱帶環境中工具制造與植物資源開發的協同演化關系。

論文的第一作者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建輝研究館員，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研究員和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理學院李波教授為通迅作者。其他作者包括：英國埃克塞特大學考古學系Robin Dennell院士，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阮齊軍副研究館員，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葛俊逸研究員、張曉凌研究員、王元研究員、沈慧副研究員、Thomas A. Stidham博士、靳英帥博士，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黃永江研究員，成都理工大學劉佳博士，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李樹峰博士，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鄧成龍研究員，香港大學李盛華研究員，云南大學韓非研究員，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理學院Kieran O’Gorman博士。

甘棠箐遺址的發掘、整理和研究得到國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旅局、澄江市文旅局、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香港研究資助局等機構的支持。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提供了經費資助。